共享单车怪象：10岁孩子体验飙车 大爷大妈圈车收费

仅仅半年的时间，共享单车就席卷了北京的大街小巷，用户数量也在不断增长，骑车出行从原来的鲜有问津变为了如今的一种时尚。共享单车的受欢迎程度让人难以预料，人们同样没想到的是，一辆小小的共享单车也照出了形态各异的世间怪象，不断刷新着遵守规则群体的认知下限。

怪象

10岁孩子骑共享单车体验“飙车”

近日，在西便门大街、夕照寺街等地被曝出有多名10岁左右的孩子“飙”共享单车，孩子们你追我赶，甚至还在人行道上穿梭。今年1月，深圳某医院小儿骨科收治了三名12岁左右的孩子，这三名孩子均因骑共享单车时发生了摔伤，导致手臂严重骨折。按照我国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驾驶自行车、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。最近，上海市已表态严禁12岁以下孩子骑行共享单车。

大爷大妈圈车，先给一块钱才能上路

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，ofo“小黄车”在河南郑州已经变了味。郑州满大街的大爷大妈圈块地都说是自己的地方，看管自行车都要收费，不管你是共享单车还是私人自行车。每次去推“小黄车”的时候，都要先拿一块钱给他们，不然不让用。

二维码被篡改，车没骑上反被骗

前几天，南京市民刘先生在用车时赫然发现，骗子在共享单车上以假乱真，贴了微信、支付宝的付款码，于是向警方报案。而刘先生遭遇的只是骗术之一。据报道，有骗子会在损坏原始二维码后，重新贴上诈骗二维码，或者利用假的二维码诱导市民下载假租车软件，进而实施诈骗。

加私锁、搬回家，明天我还骑这辆

去年12月，北京市民张女士向媒体反映，在地铁7号线焦化厂站外停了多辆ofo共享单车，却因为有人加了私锁不能使用。“我实在是气不过，好几辆车都加了锁，谈何共享?”而在最常见的加装私锁之外，媒体也曾曝光，有使用者将共享单车搬到家门口、骑进自家车库等行为，共享沦为了“私享”。

买辆二手车，却是刷了漆的共享单车

市民林先生近日在二手交易网站买了辆黑色自行车，买到手后发现车座高度没法调，修车时才得知居然是刷了漆的共享单车。除了被偷后转卖，共享单车被破坏的事件也屡屡发生，仅去年12月一个月，北京就有7起共享单车损毁事件，主要出现在亮马河畔、宋家庄地铁口、管庄地铁口、金台路等地。

反正我用完了，停成什么样与我何干?

多地媒体曾经报道，一些使用者只图自己方便，往往在到达目的地后，便将共享单车随意停放。可谓“走到哪儿，停到哪儿”、“停在哪儿，扔在哪儿”。而见诸报端的案例中，一些单车歪来倒去，被停放在桥底、公园、绿化带、楼道等地方，甚至停在马路中间……

分析

经济学家梁小民

“公地悲剧”：“公德”成为决定共享单车发展的关键

对于公共财产易遭破坏的现象，经济学家梁小民表示，经济学领域有相关的解释理论：“公地悲剧”——牧羊人放羊时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倾向于让自己的羊多吃草。作为公共资源的草是有限的，每个人都想多占，最后就造成了草的枯竭。“回到共享单车这件事上，虽然它并不能完全算公共财产，但道理是相通的，因为不是我个人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多用、多占，最后就会导致单车的丢失和破坏。”

正因“公地悲剧”的存在，共享单车这个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道德观念。“国外有一种共享图书馆就是类似的例子，公园里摆一个书架子，上面有书可以借来看，但如果人看完了都不放回来，共享图书馆就肯定做不下去。”

公德水平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幅度提升的。梁小民认为，除了要大力在网络和媒体上对不良现象进行曝光，法律法规上也应该进一步完善，对发现的破坏及偷盗问题进行严惩。

使用者的道德决定了单车的寿命，而单车公司的道德则可能决定一个行业存在与否。目前，共享单车使用者在注册时需要先支付一百乃至数百元的押金，由于用户数量庞大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押金池的安全问题也不禁让人担忧。“为了规避风险，企业的准入制度、所应承担的义务等方面也应该被尽快规定清楚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如何从法律和行政的角度对企业进行处罚也应该有据可依。”

社会学家郑也夫

与其等待国民素质提高，不如革新技术发展家用单车

早在1994年，社会学家郑也夫就对我国私人轿车的发展提出了反对，与此同时，他不断号召市民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，他至今也仍然身体力行地骑车上路。共享单车引入北京半年来形成了“爆炸性”的效应，自行车也再度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，对于共享单车的发展，郑也夫表示“愿观其成”。

“我说‘愿观其成’，是因为我愿意看到这种尝试，如果成功了，长久发展下去了，必然能够带动自行车的发展。但为什么我不是说‘乐观其成’呢?还是因为这种共享单车的模式存在着矛盾。”

矛盾是什么?就是围绕着共享单车所展现的，对公共财产进行侵占、破坏等一系列公德问题。在郑也夫看来，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曾经历过“共享模式”的尴尬。“就是在手机还没发明出来的座机时代，我们在外面打电话要靠什么?靠公共电话机。而当时公共电话机的使用情况就反映了很多人素质的低下。”据郑也夫回忆，那时的公共电话机是不断在建，但也不断地遭人破坏。“公共电话亭永远是破破烂烂的，十部电话可能有五部都打不了。”

好在，手机的出现让“排队打公共电话”这段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围绕着公共电话机的公德问题也逐渐被人淡忘。“但如果说手机没发明出来呢?如果到现在都必须要打公用电话呢?那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可能就不是共享单车，而是公用电话机了。”

郑也夫认为，公用电话机与手机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道理——与其去等待国民素质的提高，不如革新技术去发展家用单车，或者至少应该两条路并行，不能只顾共享单车的发展而不顾新型自行车的研发。“如果你想减少公共自行车的人为破坏，必然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，投入也并不小。而如果我们能像手机取代公用电话那样，发明出一种轻便、可折叠可携带的家用自行车，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。我对于未来的设想，是人们能拿着体积极小的折叠自行车上公交、上地铁，下了公交地铁打开自行车就能骑。”

建议

交通专家徐康明 共享单车管理可采用“负面清单”模式

目前，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处于各家占领市场、快速扩张的阶段，由于没有相关的规章可依，政府与企业在应对问题时的反应会有些滞后。交通专家徐康明表示，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合作，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完善与共享单车有关的规章。“负面清单就是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做，目前至少有四点需要关注，第一是共享单车的停放，哪些区域不能停;第二是骑车人，哪些人群不能骑;第三是车况问题，什么样的车辆不能继续使用;第四是押金，不能被挪做怎样的使用。”

共享单车怪象的出现，除了某些人自私与牟利心作祟，很大程度上也与管理不及时不到位有关。目前，共享单车企业多采用“群众举报”的方式来协助进行共享单车的管理，徐康明认为企业应该在管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。“任何一项服务都是有外部成本的，不能因为节省成本而把责任推向社会。具体到共享单车的管理上，可以用增派人员的方式，可以用政企合作的方式，可以用发动民间志愿者的方式，但企业应该在其中作为主导，把管理方法进一步明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