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办幼儿园调查:“高端园”盲目融资 托管机构无证经营
针对学前教育新规,11月19日,红黄蓝教育(NYSE:RYB)副总裁张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红黄蓝教育会坚决支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颁布实施,会根据政府部门下一步部署再做深入研究。
“我们这几天也在开会对政策进行研讨。这个研讨是针对文件本身,政策解读需由权威部门进行解释。”张帆说。
至于红黄蓝后续业务布局会不会有调整,张帆说,有待后续的研究,不过,红黄蓝并没有退市的想法。
11月15日晚间,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发布。
处于研究观望状态,等待进一步政策解读的不只是红黄蓝。自“意见”发布后,各类评论出现,可谓众说纷纭。“意见”落实后能否解决目前学前教育中的种种问题,或许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。
一些民办园大量融资盲目发展
近些年,打着各式口号的“高端幼儿园”纷纷出现,个性化教学、国际化课程、双语授课体系……面对各种宣传语,不少家长将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学前教育中。
一边是众多家庭对高端国际化幼儿园的趋之若鹜,另一边则是无资质无牌照的“非法幼儿园”在城郊暗流涌动。
以北京地区为例,本报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,在郊区的一些地方,一度存在无登记注册且无牌照的“幼儿园”,它们主要服务一些在京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。这些在京就业的外地人员既无公立幼儿园的就读资格,也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日渐高昂的费用,但由于夫妻双方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学前教育,不得不将孩子送入一些没有资质的托管机构,而这些托管机构往往自称“幼儿园”。
通过业内人士介绍,记者联系到打算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婴幼儿托管班的刘女士。
“我自己没有婴幼儿教育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,刚开始是因为喜欢孩子,后来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确实存在婴幼儿托管市场。80后的家长一般都是全职父母,没有时间带孩子,隔代养育又存在养育观念上的差异。而且国外的婴幼儿托管模式非常成熟,可以借鉴。所以,我自己有意愿进入这一行业。”刘女士对记者说,她经过调研发现,目前这个行业在法律法规上属于灰色地带,因此降低了准入门槛,“当然也加大了风险”。
对于创办方式,刘女士对记者说,她打算与合伙人一起做,不打算加盟其他机构。“我还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加盟机构,我希望做一个四五十人的托管机构,规模大了责任太大。一线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要,除了证件和经验,对孩子有没有爱心和耐心都是很重要的考察因素”。
按照刘女士的说法,她规划的托管机构人员管理和日常准则都会参照公立幼儿园的标准,“理论上,可能需要向卫计委、教委和妇联报备,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,到时候再说。我觉得这一行挺不容易的,如履薄冰,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被关停,但是存在客观需求,所以市场和社会力量就开始进入。从做生意的角度讲,这是一个风险高、利润薄的行业”。
不过,“意见”的出台,让刘女士决定还是先干老本行服装行业,因为“起码没有政策风险”。
新华社曾发布评论称,“因为有利可图,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‘盛宴’,幼儿教育成为‘最昂贵的教育’”。
有幼教相关产业链的创业者向媒体表示,一些投资人在与他接触时,会很直接地问询是否了解业内有年利润高于500万元的幼儿园,他们有很强烈的收购意向。有的新园在开设一两个教学点之后,就不顾实际能力开始大量融资以扩充教学点,意图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。
“这两年周边也冒出了很多新学校。教育行业是实打实的现金流,太多人冲着这块肥肉来。即便如此,相对小学和中学的业务,我们从来都不愁幼儿园的招生,也可以说是供给端严重不足。”在北京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记者。
对民办教育会带来哪些影响
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达了“感到意外”的想法,因为“意见”释放的信号与此前的政策方向不一样。
根据此前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送审稿,民办幼儿园将进行分类管理,可以选择注册为营利性幼儿园和非营利性幼儿园。营利性幼儿园可以分红,资本运作空间更大,非营利性幼儿园不得分红,但能够获得政府扶持、补助。
民办教育促进法被普遍解读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、破除教育公司上市障碍的利好消息。但此次“意见”却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,并不得上市。
以红黄蓝为例,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前,该公司旗下幼儿园均只能以民办非企业身份注册,以获得办学许可证。2017年,红黄蓝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——以设立在开曼群岛上市主体承接国内公司利润——完成在纽交所的上市。而“意见”规定,“社会资本不得控制非营利性幼儿园”——这基本断绝了社会资本实质控制任何设立于2016年年底之前民办幼儿园的可能性。
倘若要变更幼儿园的非营利属性为营利属性,则得考虑补缴之前以非营利身份获得的税收优惠等诸多事项。
有人认为,“意见”对民办教育会造成很大影响。
但与资本市场震荡和恐慌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一些幼儿园从业者对新政的反应比较冷淡。
在成都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王先生不认为“意见”会对民办幼儿园行业造成打击。他称,新政的出台几乎没有对他造成影响,“周边的同事、家长,包括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没有人讨论。对于那些追求快速扩张的学校会有影响,投资人也会很焦虑吧。这两年我们经常收到各种收购的邀请,但都拒绝了。他们只是想赚快钱,出发点就不对,当然现在会恐慌。教育还是要回归到本质和常态”。
“意见”要求,到2020年,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0%。那么,剩下的高端幼儿园出路又在哪里?
“高端幼儿园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。因为需求还是在那里,有钱的人还是在排队,想尽各种办法挤进优质的高端国际幼儿园。”王先生说,一些私立幼儿园每年学费高达二三十万元,但依旧有家长排着很长的队伍等待。想入园,家长和孩子都要接受面试,甚至有错过报名机会的家长在学费基础上再加30万元左右的“插班费”,这都不一定能获得入学资格。
怎样建“家门口放心幼儿园”
新政并不是将民办幼儿园“一刀切”,实际上仍旧鼓励社会力量办园。“意见”第九条明确提出,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,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。
普惠性幼儿园和相对高收费幼儿园作对比,是指公益性、有质量的幼儿园,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,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消费水平而定,是百姓家门口的好幼儿园。普惠性幼儿园在场地设置、办园规模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,生均占地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,小班不超过25人,大班不超过35人。
不过,目前这样的普惠并未真正实现。
庞莹是北京的一位二孩妈妈。在放开“单独二孩”的那一年,庞莹生下了老二。今年9月,庞莹犯了难。属马的小儿子不仅赶上了属相带来的小生育高峰,还成了“单独二孩”的第一批“二孩”。
“我们老大上幼儿园已经是6年前的事儿了,那时候就是在社区里上的幼儿园,花费也不贵,报名就能上。没想到现在老二上幼儿园,连名都报不上。”庞莹抱怨。
“户籍和房屋产权证在小区的适龄幼儿,同时户主和房主需是适龄幼儿的第一监护人。第一监护人房产、户籍需满3年以上。”庞莹指着手机告诉记者,离家最近的公立幼儿园的招生简章中写明了十分苛刻的“优先条件”。去年整个小区几十个适龄幼儿,最终这个幼儿园只录取了7个。
“入园难”不仅是一线城市父母的心病,二三线城市的父母也面临孩子“入园难”的问题。
在采访中,记者注意到,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,很多孩子连基本的入园都保证不了。“比如说一个县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儿园,这怎么够用呢?那肯定是谁有关系谁能进,而剩下的私立园质量参差不齐。”在重庆生活的卢晓对记者说,在学前教育方面,目前我国最缺少的就是公立幼儿园或是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资源。“以前一些单位、企业都有自己办的幼儿园,这些幼儿园不说有多么高的质量,但能为年轻父母减轻很大压力”。
目前,普惠性幼儿园转型任务完成多少?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孙纲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大概50%左右,未来两年是攻坚期。”
从“入园难”“入园贵”过渡到“家门口的放心幼儿园”,要迈过几道坎?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幼教年会上,孙纲讲述了目前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面临的困难:“至少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。首先,什么样的幼儿园是符合地区特点的幼儿园,这缺少足够的研究数据和成果支撑。其次,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尽管有地区标准,但是各种国外的、科技的、小学化的理念,冲击着大部分幼儿园,尤其是民办幼儿园。最后,很多幼儿园只重硬件,内涵建设相对欠缺。”
另一个问题是,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,但是幼儿教师却长期处于“唱歌、跳舞、看孩子”的刻板印象中。北京某私立幼儿园园长杜老师告诉记者:“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,打造家长认可、社会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。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基础教育的基础,虽然明确列入到教育法中,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,这是幼儿园面临的种种困境的根源所在。”
针对学前教育新规,11月19日,红黄蓝教育(NYSE:RYB)副总裁张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红黄蓝教育会坚决支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颁布实施,会根据政府部门下一步部署再做深入研究。
“我们这几天也在开会对政策进行研讨。这个研讨是针对文件本身,政策解读需由权威部门进行解释。”张帆说。
至于红黄蓝后续业务布局会不会有调整,张帆说,有待后续的研究,不过,红黄蓝并没有退市的想法。
11月15日晚间,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发布。
处于研究观望状态,等待进一步政策解读的不只是红黄蓝。自“意见”发布后,各类评论出现,可谓众说纷纭。“意见”落实后能否解决目前学前教育中的种种问题,或许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。
一些民办园大量融资盲目发展
近些年,打着各式口号的“高端幼儿园”纷纷出现,个性化教学、国际化课程、双语授课体系……面对各种宣传语,不少家长将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学前教育中。
一边是众多家庭对高端国际化幼儿园的趋之若鹜,另一边则是无资质无牌照的“非法幼儿园”在城郊暗流涌动。
以北京地区为例,本报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,在郊区的一些地方,一度存在无登记注册且无牌照的“幼儿园”,它们主要服务一些在京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。这些在京就业的外地人员既无公立幼儿园的就读资格,也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日渐高昂的费用,但由于夫妻双方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学前教育,不得不将孩子送入一些没有资质的托管机构,而这些托管机构往往自称“幼儿园”。
通过业内人士介绍,记者联系到打算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婴幼儿托管班的刘女士。
“我自己没有婴幼儿教育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,刚开始是因为喜欢孩子,后来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确实存在婴幼儿托管市场。80后的家长一般都是全职父母,没有时间带孩子,隔代养育又存在养育观念上的差异。而且国外的婴幼儿托管模式非常成熟,可以借鉴。所以,我自己有意愿进入这一行业。”刘女士对记者说,她经过调研发现,目前这个行业在法律法规上属于灰色地带,因此降低了准入门槛,“当然也加大了风险”。
对于创办方式,刘女士对记者说,她打算与合伙人一起做,不打算加盟其他机构。“我还没有发现比较好的加盟机构,我希望做一个四五十人的托管机构,规模大了责任太大。一线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要,除了证件和经验,对孩子有没有爱心和耐心都是很重要的考察因素”。
按照刘女士的说法,她规划的托管机构人员管理和日常准则都会参照公立幼儿园的标准,“理论上,可能需要向卫计委、教委和妇联报备,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,到时候再说。我觉得这一行挺不容易的,如履薄冰,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被关停,但是存在客观需求,所以市场和社会力量就开始进入。从做生意的角度讲,这是一个风险高、利润薄的行业”。
不过,“意见”的出台,让刘女士决定还是先干老本行服装行业,因为“起码没有政策风险”。
新华社曾发布评论称,“因为有利可图,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‘盛宴’,幼儿教育成为‘最昂贵的教育’”。
有幼教相关产业链的创业者向媒体表示,一些投资人在与他接触时,会很直接地问询是否了解业内有年利润高于500万元的幼儿园,他们有很强烈的收购意向。有的新园在开设一两个教学点之后,就不顾实际能力开始大量融资以扩充教学点,意图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。
“这两年周边也冒出了很多新学校。教育行业是实打实的现金流,太多人冲着这块肥肉来。即便如此,相对小学和中学的业务,我们从来都不愁幼儿园的招生,也可以说是供给端严重不足。”在北京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记者。
对民办教育会带来哪些影响
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达了“感到意外”的想法,因为“意见”释放的信号与此前的政策方向不一样。
根据此前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送审稿,民办幼儿园将进行分类管理,可以选择注册为营利性幼儿园和非营利性幼儿园。营利性幼儿园可以分红,资本运作空间更大,非营利性幼儿园不得分红,但能够获得政府扶持、补助。
民办教育促进法被普遍解读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、破除教育公司上市障碍的利好消息。但此次“意见”却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,并不得上市。
以红黄蓝为例,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前,该公司旗下幼儿园均只能以民办非企业身份注册,以获得办学许可证。2017年,红黄蓝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——以设立在开曼群岛上市主体承接国内公司利润——完成在纽交所的上市。而“意见”规定,“社会资本不得控制非营利性幼儿园”——这基本断绝了社会资本实质控制任何设立于2016年年底之前民办幼儿园的可能性。
倘若要变更幼儿园的非营利属性为营利属性,则得考虑补缴之前以非营利身份获得的税收优惠等诸多事项。
有人认为,“意见”对民办教育会造成很大影响。
但与资本市场震荡和恐慌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一些幼儿园从业者对新政的反应比较冷淡。
在成都某国际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王先生不认为“意见”会对民办幼儿园行业造成打击。他称,新政的出台几乎没有对他造成影响,“周边的同事、家长,包括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没有人讨论。对于那些追求快速扩张的学校会有影响,投资人也会很焦虑吧。这两年我们经常收到各种收购的邀请,但都拒绝了。他们只是想赚快钱,出发点就不对,当然现在会恐慌。教育还是要回归到本质和常态”。
“意见”要求,到2020年,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0%。那么,剩下的高端幼儿园出路又在哪里?
“高端幼儿园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。因为需求还是在那里,有钱的人还是在排队,想尽各种办法挤进优质的高端国际幼儿园。”王先生说,一些私立幼儿园每年学费高达二三十万元,但依旧有家长排着很长的队伍等待。想入园,家长和孩子都要接受面试,甚至有错过报名机会的家长在学费基础上再加30万元左右的“插班费”,这都不一定能获得入学资格。
怎样建“家门口放心幼儿园”
新政并不是将民办幼儿园“一刀切”,实际上仍旧鼓励社会力量办园。“意见”第九条明确提出,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,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。
普惠性幼儿园和相对高收费幼儿园作对比,是指公益性、有质量的幼儿园,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,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消费水平而定,是百姓家门口的好幼儿园。普惠性幼儿园在场地设置、办园规模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,生均占地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,小班不超过25人,大班不超过35人。
不过,目前这样的普惠并未真正实现。
庞莹是北京的一位二孩妈妈。在放开“单独二孩”的那一年,庞莹生下了老二。今年9月,庞莹犯了难。属马的小儿子不仅赶上了属相带来的小生育高峰,还成了“单独二孩”的第一批“二孩”。
“我们老大上幼儿园已经是6年前的事儿了,那时候就是在社区里上的幼儿园,花费也不贵,报名就能上。没想到现在老二上幼儿园,连名都报不上。”庞莹抱怨。
“户籍和房屋产权证在小区的适龄幼儿,同时户主和房主需是适龄幼儿的第一监护人。第一监护人房产、户籍需满3年以上。”庞莹指着手机告诉记者,离家最近的公立幼儿园的招生简章中写明了十分苛刻的“优先条件”。去年整个小区几十个适龄幼儿,最终这个幼儿园只录取了7个。
“入园难”不仅是一线城市父母的心病,二三线城市的父母也面临孩子“入园难”的问题。
在采访中,记者注意到,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,很多孩子连基本的入园都保证不了。“比如说一个县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儿园,这怎么够用呢?那肯定是谁有关系谁能进,而剩下的私立园质量参差不齐。”在重庆生活的卢晓对记者说,在学前教育方面,目前我国最缺少的就是公立幼儿园或是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资源。“以前一些单位、企业都有自己办的幼儿园,这些幼儿园不说有多么高的质量,但能为年轻父母减轻很大压力”。
目前,普惠性幼儿园转型任务完成多少?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孙纲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大概50%左右,未来两年是攻坚期。”
从“入园难”“入园贵”过渡到“家门口的放心幼儿园”,要迈过几道坎?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幼教年会上,孙纲讲述了目前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面临的困难:“至少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。首先,什么样的幼儿园是符合地区特点的幼儿园,这缺少足够的研究数据和成果支撑。其次,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尽管有地区标准,但是各种国外的、科技的、小学化的理念,冲击着大部分幼儿园,尤其是民办幼儿园。最后,很多幼儿园只重硬件,内涵建设相对欠缺。”
另一个问题是,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,但是幼儿教师却长期处于“唱歌、跳舞、看孩子”的刻板印象中。北京某私立幼儿园园长杜老师告诉记者:“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,打造家长认可、社会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。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基础教育的基础,虽然明确列入到教育法中,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,这是幼儿园面临的种种困境的根源所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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