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:认识新常态,适应新常态,引领新常态,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。为此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,观念上要适应,认识上要到位,方法上要对路,工作上要得力。
认识新常态,适应新常态,引领新常态。三个层面,层层递进,从认识上到位,到观念上适应,最后到实现发展中引领,逻辑上非常清晰。为此,中央强调“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”,并在部署2015年的工作时,要求“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”。由此可见,“转方式调结构”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这样的判断,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结果,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,面临着“中等收入国家陷阱”,要跳过这个“陷阱”,转方式调结构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和目标。
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,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,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,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。从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,投资和劳动力(人口红利)是其主要“动力”,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是其主要产业发展模式,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,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都需要调整,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,顺利跳过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“亚洲四小龙”,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,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。梳理、总结中国近邻韩日的成功经验会发现,制造业的成功转型升级至关重要。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“汉江奇迹”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,但进入八九十年代,面对国际竞争主动求变,将发展方向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创新经济。换言之,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依靠创新驱动,用质量引领,最终完成提质升级之路。
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,首要的就是需要完成“中国制造”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,让“中国制造”升级为“优质制造”。事实上,正是依靠质量,日本制造和韩国制造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升级,成为全球高端制造和中端制造的代表。中国制造同样需要完成质量提升之路,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“双提升”,做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“双满意”,实现整体质量的提升。
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,还需要坚持走“质量强国,效益兴邦”之路,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。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和60年代的日本,都是通过“质量强国”战略一举越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,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。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历史选择,必须坚持质量强国建设。
用质量引领转方式调结构,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,优化制度设计,使质量创新成为新引擎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,“高收入之墙”实质上是“制度质量之墙”。因此,必须深化改革,一方面,将传统的投资和劳动力拉动变为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;另一方面,要加强顶层设计,以改革促进质量提升。
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,对于“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”的中国而言,抓住质量这个最大的“战略”,将会是其一直向前的强劲动力。